（一）“西安事变”前
“西安事变”是个很复杂的问题，今为说话方便起见，兹分前（前因）、中（经过）、后（后果）三段加以叙述。
张汉卿是民国二十二年年底归国的，他出国的时间虽然不久，仅有一年的时间，但回国之后，思想观念均有所改变，主要的不同是：他认为抗日必须中国统一，而统一中国又必须拥护蒋委员长。所以当时提出“拥护领袖”这个口号，可以说是由张汉卿创起的。其次，关于他回国后的出处问题，在北方军政首脑中，由韩复榘发起，并联合宋哲元、商震等，预备向中央提出要求，仍然请张回华北主持军政。此种密议，由韩复榘邀胡毓坤（东北军军长）代表赴上海，向张报告，但未为张所接受，并经张汉卿分别答复韩、宋、商等人，劝他们不要这样做，此议遂告打消。关于张本人之出路问题，他有一度愿意当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，因为这个职务，能有机会同委员长接近，在同委员长接近当中，以便增进彼此了解，亦欲借此机会熟悉中央各方面情形。但委员长对张之出处却另有安排，希望他担任豫、鄂、皖三省“剿匪”副总司令之职务（总司令为委员长），实际上是请张代为主持豫、鄂、皖三省“剿匪”事宜外，并托付另一重要特殊任务——负责整训部队。事实上，张本人并不愿意担任此一职务，但既是委员长之意思，又不便推辞，遂于二十三年三月一日就任豫、鄂、皖三省“剿匪”副总司令之职。就职后，原隶属于东北军之五十七、六十七军及一〇五、一〇八、一一一、一二〇等五个师分别调至豫、鄂、皖三省担任“剿共”工作。张当时是三十三岁，年纪很轻，兼之回国之后，身体复原，精力亦非常充沛，总是收不了心，求表现之心殷切，一心一意想在此职位上对国家有所贡献，以挽回过去之声誉，亦以报答委员长知遇之恩。所以在此期间，他很有表现，他是诚心诚意地拥护委员长，也诚心诚意地服从中央；委员长对他也极端地培植，极端地爱护，可以说是彼此精诚相处。
二十四年二月底，豫、鄂、皖三省“剿匪”总司令部撤销，另行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。四月一日，张汉卿就任武昌行营主任，钱大钧（慕尹）为参谋长，杨永泰为秘书长。武昌行营管辖的范围，较豫、鄂、皖三省“剿匪”总部稍大，等于继续三省“剿匪”总部未了之事务。张在武汉约住了一年半的时间，与南方党、政、军的各方面接触很多，因为接触多，因此了解亦多，使他深深感觉环境复杂，肆应困难，指挥上并不十分容易。另一方面，在武昌行营成立以后，其时共军已退到四川、贵州一带，事情亦比较清闲，张很想借此机会出洋考察，将来再报效国家，他也曾将此意见向委员长报告，委员长因为还有需要他协助的地方，故未同意，这是二十四年春夏之间的事。
二十四年七月，委员长又征求张汉卿的意见，希望他到西北担任“剿共”任务。张认为西北接近华北，易言之，对抗日接近一步。其次，在西北又可对国家抗日工作多做一分准备。再者，他到西北去之消息传出来之后，其时陕西省政府主席为邵力子，邵托人向张表达其意见，欢迎张到西北去，并保证精诚合作。因为上述种种原因及考虑，故张对委员长派他到西北去的意见，表示勉为其难。张既有此表示，西北“剿匪”总司令部遂于二十四年十月二日宣告成立，由委员长兼总司令，张汉卿副之（代理总司令），钱大钧为参谋长，秘书长为吴家象（辽宁人，北大毕业，曾任辽宁教育厅长）。西北“剿匪”总司令部成立之后，原属东北军的部队，除去五十三军万福麟部的三个师以外，其余的五十一军于学忠、五十七军董英斌、六十七军王以哲及一〇五师，再加上骑兵军第一军（共四个师）何柱国，一共步兵十四个师，全数调往西北，担任“剿共”任务。初期，张很认真也很积极，事实上，张在西北一年多的时间，亦确实做了不少事情，如在平凉大兴土木，建筑医院、工厂，规模都很大；在西安兴办东北大学，修建眷属新村，以上这些建设，并非由中央拨款，完全自筹，这也是属于抗日之一部分工作。但从二十五年初开始，张的态度即逐次转变。转变的原因，主要是受了下述各种影响：
一、受共产党的宣传，张的思想开始动摇了。进而被倾左分子所包围，主要分子为高崇民、苗剑秋、应德田、栗又文、孙铭九诸人。张对共产主义没有认识，对共产党之做法亦缺乏了解，故容易上当。从此张氏对中央之安内攘外政策，有所改变，那就是抗日第一，“剿共”其次或不必要。
二、受人民阵线的人士如王造时、沈钧儒等的影响，彼等讽劝张抗日，而且不应与不抗日的人同流合污，盖暗有所指也。
三、洛川“剿共”期中，一〇九、一一〇师失败，两师长均告阵亡，而事后未获补充，证明外间所传中央采“一弹二鸟政策”并非毫无根据。易言之，中央利用“剿共”机会来消灭“剿共”的部队。一〇九、一一〇师失败后未能及时补充，中央也许有其困难，但张学良受共党之宣传，却深受其影响。
四、受阎锡山影响：蒋委员长五十华诞时（民国二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），阎锡山、徐永昌（自山西）、张学良（自西安）等飞抵洛阳为蒋委员长祝寿。有一次张与阎彼此晤谈，张曾暗示：他今天为抗日，准备如何如何痛快地干一番。阎当时很给他鼓励，并表示：在政治上他虽无法与委员长抗衡，但在军事上将不放松，要尽力争取领导权（意谓我们二人可以合作，可以争取军事上的领导权）。阎这番话，使张在直觉上认为，如果他对中央有不利的举动，阎会首先支持他，因为这样符合阎的要求。西安事变前，张受阎的影响可说最大。事发后，张派秘书李金洲代表飞太原见阎时，临上机前告李说：“他（指阎氏）在洛阳和我晚间散步时，曾对我说：‘汉卿呀！看委员长态度，咱们不能再说话了，只有咱们自己以后看机会慢慢地做吧。’现在我已做了，看他怎么办？”可见张阎之联合进言及事后密谈，皆为事实也。
五、张总认为有某某等人士，以过去恩怨派系关系，做他的工作，来挑拨他与中央的关系。张曾非正式地一再表示：东北人在“九一八”以后，等于半亡国奴，唯有团结一致，拥护领袖，服从中央，收复失土。中央也不再双线领导，而免有人制造矛盾，利用矛盾，抵消力量。几经沟通、疏解，均不得要领，深感遗憾。或为肇因之端。
六、杨虎城的鼓励：在西安事变前，杨虎城曾向张表示将与之忠诚合作，并从中加以鼓励，西安事变劫持委员长即出于杨的主张。但何以张、杨在短期能如此密切合作？其中穿针引线，从中拉拢的是杨的秘书王炳南（共党人员）及张之参议高崇民（左倾分子，东北人，高内心是反对中央的，且其人做事毫无原则），二人对双方环境及大势所趋，了解得很清楚，因此分别从中联络撮合张、杨之合作。
七、何柱国的关系：毛泽东由陕北至固原（平凉西北）时，曾会见何柱国（骑兵第一军军长），对何大事恭维，在恭维当中，对张更推崇备至，并表示彼此应联合抗日，将来拥张当领袖（毛泽东统战手法亦拿出来了）。这番话经何转报张，张听起来并不讨厌。
八、高福源的影响：高福源是辽宁人，毕业于东北讲武堂五期，原是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，其人聪明而有才能。其后在洛川作战被俘，高认为俘虏他之共干无法处理他，要求见毛泽东，共党同意送他去见毛主席，他向毛提出两个要求：第一，我是军人被俘，请你立刻杀我；第二，如不杀我，则请你马上放我回去。毛泽东答复得很好：“我既不杀你，也不放你回去，我们谈谈如何？”这一谈就谈了一个多月，双方谈得很好。在谈话中宣传：“中央不抗日，专门铲除异己，调东北军‘剿共’，是使两败俱伤，同归于尽，你们永远不能打回老家去。”并说：“共产党对东北军处境极同情，如能联合一致对外，北上抗日，收复东北，是东北军之唯一出路。”统战成功，即将高释放。高回来后，变成共军代言人，尽情向军长王以哲反映。王又向张转报。由于高有一套说法，也说得很动听，所以很得张之信任，这可从他被俘归来后即升为一〇五师第一旅旅长（接董彦平之职）得到证明。被俘的团长居然升了官，这也证明张上了他们的圈套。所以，在西安事变期中，高福源横冲直撞，很出风头。高这个人确是个有能力且有才干的人，因此很得王以哲之赏识（曾任王之团长），但高却恩将仇报，杀王以哲者即为高福源，高其后亦因此事为刘多荃所枪毙（刘如不杀高，则何柱国，刘多荃都可能死于高之手）。
九、王以哲的关系：王以哲驻延安时期，共党派博古（秦邦宪）经常同王联络，由秦传达共党的消息及意见，再由王以哲转达张汉卿。
十、民国二十五年四月九日，张汉卿在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（时驻延安）之掩护下，在延安会见周恩来，周当然有一套很动听的说法，张很受其影响。
十一、民国二十五年十月、十一月间（即西安事变前夕），委员长曾接到各方面报告，谓西安局势不稳，将有问题发生。委员长虽未怀疑他们会出此下策，但对“剿共”已采取积极措施。十二月初，先后发表蒋鼎文为西北“剿匪”前敌总司令，卫立煌为晋、陕、甘、宁边区“剿匪”总指挥，同时中央军队亦有所调动，对“剿共”采取积极处置。同年十二月七日，并严令张、杨加紧“剿共”。张、杨对委员长“剿共”采取积极态度，感到疑虑不安。而且召开军事会议，未令张、杨参加，更引起他们的猜疑。左倾分子复乘机煽动。
大致由于上述十一项大小的因素，遂激起了惊天动地的西安重大事变。
（二）“西安事变”中
关于“西安事变”中的经过情形，委员长的《西安半月记》写得很清楚、很详细，兹不赘述。在此仅补充不为人所知的两件事：
一、在西安事变刚开始，张曾匆匆成立一个临时小组，参加人员计有何柱国、董英斌等人。此一小组之主要任务是研究交通、通讯之控制以及警备的布置（如委员长住的华清池由一〇五师步兵九个团负责警戒；同时对于中央高级官员如何监视，留在西安之中央机构如何控制，均有周密的准备。关于张之秘密准备情形，是《西安半月记》一书中很少谈到的）。
二、发动西安事变，张决定对委员长实行兵谏，派人请委员长入城，即令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指挥卫队团长孙铭九，率队出发，往迎委员长。且令白、孙两人：“你们两人前去，非有必要，不得使用武器，如不能达成任务，或者委员长身体受到伤害，你们两人我将立时予以枪决处分。”在劫持之中，仍顾虑到委员长之安全也。
谈到这，想起一个故事：张对派谁进华清池劫持委员长，颇费思索，他知道派兵进华清池，必有冲突，有冲突，就会伤人，为避免意外一定得派一有胆识之人去指挥。再三考虑，而令白凤翔担任。白绥远人，沉着有胆力，有经验，当密授白凤翔任务时，白提出问题，他说：“我只看过委员长相片，没见过本人，紧急时刻，我辨认不清，怎么办？”张即面报委员长说：“骑六师长白凤翔，绥远人，他在那地方很有号召力，有潜力，专长游击战，派他去绥远对日人作游击战，比作师长，对国家贡献要大。”委员长不疑有他，欣然同意了。张又以白动身在即，请委员长召见训示。委员长说：“叫他明天来。”次日张亲率白凤翔谒见委员长，当面认识，并熟悉委员长住舍及华清池之房舍道路情况。此事亦事变时，另外一章。（白在抗战期间病死）
（三）“西安事变”后
西安事变后，张汉卿觉得自己所作所为大错而特错，痛悔不已。使他忏悔有下面几点理由：
一、委员长伟大人格的感召：西安事变发生后，委员长临危不惧，威武不屈，在那种恶劣环境之下，对于叛逆张、杨，并不假以辞色，且义正词严痛加申斥，这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，张汉卿在委员长伟大的人格感召下，终于屈服了。
二、张看了委员长的日记：得悉委员长谋国之忠，对未来抗日计划及准备皆有记载，伤害东北军者亦严斥之，对张培植爱护，时见日记之中，将来战争发生更预定由张担任一路统帅，进而收复东北。张始悔悟盲目抗日，鲁莽行动之错误，遂决心送委员长回京，以赎前愆。
委员长日记：“对日战争一起，预想日军必分遣数路大军向我进犯，故我军应编成数个方面军以应付之，兹预想此种情况，并拟定人选为附表所列：
第一方面军 总司令自兼
第二方面军 总司令张学良
第三方面军 总司令冯玉祥
第四方面军 总司令阎锡山
第五方面军 总司令李宗仁
第六方面军 总司令陈济棠
第七方面军 总司令程潜
总参谋长何应钦 副总参谋长白崇禧”
委员长日记：“某日○○○带郭大鸣来见，提议如何消灭东北军，即严斥之。”
三、西安事变发生后，张汉卿预想有反应的各方均存“观望态度”，如北方之宋哲元、韩复榘；西南的龙云、刘湘；乃至于李宗仁、白崇禧，都是敷衍观望。冯玉祥抱看热闹的心情看事变之发展，连怂恿最力的阎锡山亦未响应，使张大失所望。
正品配资平台四、受国内外舆论的压迫：事变发生后，国内外舆论均不表同情，一致声讨，张良心受到责备。
五、张深深体认也深深感觉到自己的部属无能：事变发生后，杨虎城的部队纪律太差，部属无能，使他认识到：光靠他们的结合来完成抗日救国大业，实属梦想。
六、西安事变发生后，张汉卿张皇失措，问计无人，就求助于周恩来，周于两三天之后，即率同叶剑英、秦邦宪到达西安。据悉共党在获知“西安事变”的消息后，甚表惊讶，曾专为此事召开会议讨论，会中意见大致分成两派：一派主张对蒋不利，以叶剑英为主；一派主张和平解决，以周恩来为主。经过激烈的辩论后，以支持周恩来的意见较多，会中并决议采取下列措施及对策：第一，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日——拥蒋抗日。第二，同东北军、西北军彻底合作，所谓“三位一体”即缘此而来。
第三，暂守延安会见之约言——“合作抗日”（见事变前十条），万一和平解决不成，共党绝不袖手，利害与共，共党武装部队听候张学良之指挥。同时，为预防万一计，共党武装部队纷向三原、耀县一带集中。上述决议由周恩来转达张学良。以上是共党在“西安事变”发生后所采取的几种措施，一方面可以证明事变非由共党发动，而是事后获悉；另一方面，于此事变中，亦可见周恩来地位之重要，如何处理善后，双方均问于周恩来，周成了双方的谋主。
七、阎锡山的问题：“西安事变”发动后，张汉卿曾派李秘书到太原去，在张满以为阎会首先响应（见事变第四条），但阎综合各方面之反应，见各方面采取观望态度，他更观望。次日，阎有电报给张：“来电均诵悉。环读再三，惊痛无似。弟有四个问题，质诸兄等：第一，兄等将何以善其后？第二，兄等此举，增加抗战力量乎？减少抗战力量乎？第三，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？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？第四，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？前在洛阳时，汉兄（指张学良）曾泣涕而道，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。今兄等是否以救国之热心，成为危国之行为乎？记曾劝汉兄云：今日国家危险极矣，不治之争论，结果与国不利，当徐图商洽。不治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，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，增加国人之忧虑，弟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兄等，动无限之悲痛。请兄等亮察，善自为之。”张接到阎锡山模棱两可的电报，既气愤又失望。在张认为此事本由阎促成的，而今反耍花招，出难题，觉得中了阎的圈套，上了阎的大当，阎且如此，其他可知矣。深有悔恨交加之感。
元股证券:ygzq.hk八、张鉴于“双十二事变”时，杨部纪律废弛，杨为人阴险，对委员长长驻新城（杨势力范围），安全上颇有顾虑，为确保委员长安全，乃租定金家巷张之官邸比邻，高桂滋新建之住宅，请委员长移驻该处，但遭委员长拒绝。嗣经端纳顾问说明原由，委员长始同意迁居新址，此为张氏送委员长还京最重要之布置。
九、蒋夫人与宋子文的影响：宋子文与张汉卿多年来相处一直很融洽，而张对蒋夫人一向很敬重，无论是蒋夫人抑或是宋子文，他们就大局设想，向张汉卿所提出之意见，张诚恳乐于接受。
十、第三国际的决策：斯大林不愿中国失去蒋委员长领导抗日，于十二月十四日电令中国共产党：“采取联蒋抗日政策，限十日内释放蒋介石。”
由于上述之原因及理由，使张汉卿幡然觉悟，决心亲自护送委员长回南京，以实践他的诺言——在西安事变当天，张曾在西北“剿匪”总部召集官兵训话并在西安民众大会演讲，有谓：如果我的八项要求得遂，我将亲送委员长回南京。
在开会时，当张汉卿提出此一意见，杨虎城首先表示反对，张在会议席上，严厉指责杨虎城，他说：“我们当初的动机是不顾一切要求蒋公领导抗日，现在我们已经看过蒋公的日记，他有抗日的决心，同时也答应我们所提出的要求。如此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，目的既达，我们即不应畏首畏尾，患失怕死。否则，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当初？”他在会议席上讲这些话，言辞颇为急躁，情绪也颇为激动，几有与杨虎城决裂之势，事后经过周恩来一再转圜，情势方告缓和，由于周恩来从中疏通解围，也可以说，杨终被周说服了，不再坚持己见。由于杨不坚持，张认为事到如今，即不应有所顾虑，亦不能再事拖延，以免再有变化。张既已下定决心，也为了确保委员长之安全起见，遂由委员长住的地方至通往飞机的沿途上，严密部署，即与杨虎城同送委员长至机场。在委员长匆忙召集张、杨训话之后，即在张严密戒备之下，亲自护送委员长飞返南京，等周恩来闻知赶到机场时，飞机已起飞。至此，张终于实现其诺言，而惊天动地的西安重大事变亦于焉圆满收场。
设计委员会（由左倾分子高崇民、杜斌丞、王炳南、应德田、申伯纯、卢广绩等组成），风闻将送蒋委员长回南京，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召开会议，由高崇民主持，在紧张气氛中，讨论主题是，送蒋委员长回京，必须：第一，应该提出什么条件；第二，应有什么具体保证；第三，要阎锡山出来做保证人，及其他激烈的主张。高崇民把大家意见向张学良报告，张听后非常着急，恐怕闹出大乱子，即于二十四日召集昨天参加会议的人员谈话，张首先把近日和宋子文商谈经过与内容，简单地向到会的人员作了说明，并透露很快他自己亲送委员长回南京。接着张很严肃地对到会的人员说：“听说你们昨天开会有一些意见，你们可以向我提，但是我现在警告你们，不许你们在外边随便乱说，尤其不许你们任意胡闹，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天大的事，做错了一点，我们担不起。”又说：“你们所提的那些意见，我都考虑过，那是行不通的，即或签了字也是无用的，还要什么保证呢？至于提到要阎锡山来作保证人，那更是不可能的，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，自己的事自己了，我们已经受了阎锡山的欺骗，不知道他脑子里打的什么算盘，这样的人，我们不同他共事，不让他投机、取巧，找便宜。”随后有人问：“副司令还要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张答：“是的，我打算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，我这一招比你们想得高，你们要知道，这次事变，对委员长是一个很大的打击，我们现在不但要送委员长回京，而且今后仍要拥护他作领袖，所以现在我们不能为难委员长，我们要给他撑面子，为他增强威信。我要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总之，做人情要做到家，同人家合作也要合作到底。我在这个问题上，比你们想得深，想得高，你们这些人，都要听我的话，都要受我的领导，不许胡说乱闹。”
张既作此严正表示，大家也就无话可说了，蒋委员长得以顺利地离开西安。
“西安事变”，能有此和平解决，实为蒋委员长伟大人格之胜利炒股要不要全职，也正因为蒋委员长伟大人格之胜利，而奠定了八年对日抗战的胜利与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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